资料图：美军斯坦尼斯航母在中国南海海域“巡航”。
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在南海航行和生产活动，不仅首先发现南海诸岛，并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崎头”即我国古人对南海礁屿和浅滩的称呼；而“涨海”即我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
隋唐时期分别以七洲洋、珊瑚洲、焦石山、象石等指称南海海域或岛礁，尽管名称不尽相同，但表明随着我国人民在南海活动的增加，对南海的认知程度逐步加深并趋向了具体化。
至宋代，南海诸岛和南海海域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家园，不仅以“石塘”“长沙”对南海不同岛礁和不同海域清晰地加以区别和命名，而且将南海诸岛纳入了版图。目前所见把南海岛礁命名为“石塘”的最早史籍，是宋代文献《宋会要》，成书于13世纪初的《琼管志》一书则首次将南海岛礁分别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由此至明清两代，“石塘”“长沙”作为我国南海诸岛的通用名，而被广泛使用，并见诸各类历史文献和舆图。
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辖从唐宋开始渐趋展开。赵汝适《诸蕃志》中记载，在唐代南海诸岛隶属于海南四州军。宋代沿袭唐代设置，南海诸岛仍属于广南西路琼管吉阳军的管辖范围，标志着中国政府将南海诸岛纳入版图、设置行政建制初现端倪。
设立“水师”，纳入海防，则是中国政府对南海实施管辖的又一个重要方式。据成书于1040年的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武经总要》记载，宋太祖在907年建立了巡海水师，巡管南海海面。
明清时期，对南海诸岛的经营开发和管辖有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所见《更路簿》有数十种抄本，这一珍贵的文献，真实记录了我国渔民从海南文昌清澜港、琼海潭门港等地出发，前往西沙、南沙海域的情况，其中记录生产作业线大约200条，渔民给西沙、南沙岛礁命名的地名大约120个，充分说明我国人民经营开发的范围完全涵盖了今天南海诸岛中的主要岛礁和海域，西沙和南沙海域是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生产经营的传统渔场，足以表明中国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
在明清时期，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实施管辖的机制更加完备，一方面继续将南海诸岛明确地纳入版图，并置于广东省琼州府万州辖下。另一方面持续实施水师巡视，明朝设立巡海备倭官和海南卫，清朝设立崖州协水师营，负责对包括南海在内海域的巡视和军事戍卫。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国家文物局及广东、海南的文物部门先后组织了多次考古调查和挖掘，在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及其海域发现了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的大量遗迹、遗物，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钱币、象牙、石雕等以及土地庙、墓碑、水井、茅屋、石碑、人工种植的椰树等等，这些遗迹遗物是我国人民在南海诸岛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写照，反映了我国人民航行南海并开发、利用南海海域的历史事实。
近代以后，外国人擅闯南海诸岛时，早已有中国人居住在一些岛礁，外国航海者了解到一些渔民使用的地名，并将其按照渔民的海南岛方言语音拼写成英文或其它文字标记于海图，长期沿用下来。比如1923年英国海军部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一书中所载Sin Cowe 和 Nam Yit，即源自我国渔民所称的秤钩峙和南乙峙。该书还记载，在安波沙洲发现有中国人的“陋屋之遗迹”；“地萨岛（即今郑和群礁），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贝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亦有久居岩礁间者。海南每岁有小船驶往岛上，携米粮及其它必需品，与渔民交换参、贝。”并记载太平岛“常为海南渔民所栖止，捕取海参及贝壳等”。
